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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4 12:23:4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丽苏娅说,植物人也是有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的,随着社会发展,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,基于植物人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,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。“只有政府定位了,提出政策导向,下面才能根据政府主导,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帮扶植物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母亲出事后,陈怡除工作以外的一切私人生活都不复存在。她的每个周末都在医院度过。虽然已经请了两个护工,但她仍然不放心,晚上躺在床上,她睡不着觉,经常半夜去医院看母亲一眼,回家已是下半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,并非所有植物人都可以接受神经调控手术。杨艺说,严格来说,植物人分为持续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两类,前者对外界和自身没有任何反应,后者则还存在一定响应,微意识状态的患者在临床约占植物人群体的30%。但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,有的人会在两种状态间不断切换,而将微意识患者明确识别出来是她所在团队最基础的一项工作。也只有这部分患者才最适合接受神经调控手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说,妻子现在可以像牙牙学语的孩子那样发出声音,提醒他换尿裤,眼睛和头可以随着他移动,自己会用奶瓶喝水,别人把她的身体放好后,她可以自己坐着……总之,他看到妻子在一点点康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的妻子在湖北老家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去年9月12日晚上,妻子过斑马线时被一辆从死角出来的出租车撞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何江弘领衔的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为例,从2010年开始,他们每年大约收治300-400名植物人,其中只有约1/5的人适合接受手术,而在这些人里面,约有1/3到1/4的人可以醒来。一般醒来的概率在60%以上时,医生才会建议病人实施手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托养中心是去年春节后搬到这里来的。创始人相久大以前是密云区人民医院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。因为工作关系,他每年都会接触到植物人,据他了解,普通医院和养老院都不愿接收植物人,医院是出于医疗资源有限和经济效益的考量,养老院则嫌照顾这类病人麻烦,而且容易和家属产生纠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打听之下,老安找到了一家托养中心,“最起码不像养老院,没有那种压抑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接受手术第二天,孟红把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”这句话重复了60次,“不把他叫到跟我碰头我就受不了。”这是她的精神支柱,她认为,即使丈夫大脑中的很多功能都坏掉了,但仍有某个认知系统在运转,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帮他把其他系统唤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。”孟红(化名)像一个初为人母的妈妈爱抚婴儿一样,侧身低头柔声说道。